王十朋塑像。
乐清梅溪村王十朋纪念馆。
温州网讯南宋大儒朱熹少年得志，比温籍大贤王十朋小18岁，但早9年中进士。王十朋与朱熹同为理学中人，同样坚持抗金，忠君爱国，政治主张相同，曾经同年同试临安，虽然无缘相见，但两人相互仰慕，情谊深厚。
通信推崇
隆兴二年（1164），王十朋知饶州，途经江西玉山县汪应辰的家乡，遂拜访汪，第一次写信给朱熹：“过玉山，邂逅侍郎汪丈，极口称道登时三札，所论天理人事，备数千言，高见远识，当于古人中求之也。”信中所称“侍郎汪丈”即汪应辰，为朱熹从表叔，与王十朋关系比较密切。“登时三札”指隆兴元年（1163）朱熹应诏入对，向宋孝宗面奏三札：一札论正心诚意、格物致知之学，反对老、佛异端之学；二札论外攘夷狄之复仇大义，反对和议；三札论内修政事之道，反对宠信佞臣。
乾道三年（1167），王十朋知湖州，得知湖州通判宋翔乃朱熹之“里闬交游”时，他致信朱熹，托宋翔转交，“盛有以称道”。王十朋年龄大于朱熹，官职高于朱熹，以一郡之长先驰信向赋闲在家的朱熹致意，显示出他对朱熹的敬重与赞赏。朱熹得知王十朋对自己的称誉，“辄敢复因宋倅相为介绍，致书下执事，以道其拳拳之诚”，写了1300多字的《与王龟龄》（王十朋），委托宋翔带回，向王十朋问候致意。
在回信中，朱熹对王十朋仕途生涯作出评论：“听于士大夫之论，听于舆人走卒之言，下至闾阎市里妇女儿童之聚，莫不曰‘天下之望，今有王公也。’”然后说读了王十朋廷试时的《御试策》、馆阁时的《奏疏》、台谏迁侍郎时的《谏章》、为故大丞相张浚所写的诔文，以及知饶州时编撰的《楚东酬唱集》等诗后，十分赞叹，“盖无一言一字不出天理人伦之大，而世俗所谓利害得丧、荣辱死生之变，无所入于其中。读之真能使人胸中浩然，鄙吝消落”，说自己能“不得一从宾客之后，以望大君子道德之余光也”。
朱熹还在回信中叹曰“明公之志，则正矣，大矣”，对王十朋的德望推崇备至。“明公以一身当四海士大夫军民一面之责，其一语一默、一动一静之间，所系亦不轻矣。”“况今人物渺然如明公者，仅一二数。”朱熹对王十朋的政绩、为人、学识及思想的崇敬赞赏是无与伦比的，把王十朋的精神境界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
举荐奖誉
朱熹在不同场合对王十朋的人品、官品有盛誉。乾道三年（1167），刘珙除同知枢密院事，朱熹向刘珙投书举荐王十朋，提到：“今日之事，政须为其大者。论荐人材，亦有次第。今日远则益州（指汪应辰），近则吴兴（指王十朋），皆第一义谛，而敬夫（指张栻）尤不可后。”是年七月，王十朋由夔州移知湖州（吴兴）。
乾道四年（1168），朱熹在一封给弟子与学友何镐的信中说：“朝政比日前不侔矣，近又去一二近习，近臣之附丽者亦斥去之，但直道终未可行。王龟龄自夔府造朝，不得留，出知湖州，又不容而去。今汪帅来，且看又如何。上以荐者颇力，又熟察其所为，其眷伫少异于前矣。多然事系安危，未知竟如何耳。熹无似之踪不足为轻重，然亦俟此决之耳。”信中透露出朱熹对当时朝政直道不行之忧虑，反映出他期望朝政得以改观的心态，也流露出对刚肠直道的王十朋“不得留”的深深惋惜。
朱熹在为前辈傅自得所写的行状中写道：“泉州两税外复科，宗子来岁岁增广，民不堪命，郡太守若周公葵、王公十朋皆尝请罢之。”即泉州沿海等地官员从盐民那里多收取盐税（实物盐），然后卖掉以增加收入，贫弱盐民独受其害，周葵、王十朋曾经向上司申请停止这一做法。朱熹并且提到“太守之贤者，如宋公之才、王公十朋、周公葵皆高仰之，待以异礼，而公月不过一诣郡，每留语，谈说道谊而已。”可以看出，朱熹对王十朋任泉州太守时的政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，认为是贤太守。
乾道七年（1171），王十朋除太子詹事，专授太子治学之道。朱熹于淳熙十五年（1188）向孝宗上奏：“夫自王十朋、陈良翰之后，宫寮之选号为得人，而能称其职者，盖已鲜矣。”其奖誉王十朋之心态溢于言表。
讲学举例
朱熹在对其门生讲学时，曾多次讲到王十朋，对其个人修养和治政十分称赏。对当时一些为名利所牵的士大夫，朱熹是深表失望并予以批评，他对学生说，士大夫贪得患失“只是自家无志。若是有志底，自然牵引它不得。盖他气力大，如大鱼相似，看是甚网，都迸裂出去。才被这些子引动，便是元无气力底人。如张子韶、汪圣锡、王龟龄一样底人，如何牵得他。”他还对学生说过：“王龟龄奏议气象大。”《朱子语类》记载：“籍溪胡宪轮对，乞用张魏公、刘信叔、王龟龄、查元章，又一人继之。时有文集，谓之《四贤集》。”张魏公即张浚，刘信叔是刘锜，查元章即查籥。绍兴末年到乾道初年朝廷政事未好转，从朱熹对胡宪奏对之语的评述可见，朱熹亟盼政局改观，对张浚、王十朋等人抱有期望。
《朱子语类》还记载：“王龟龄学也粗疏，只是他天资高，意思诚悫，表里如一，所至州郡上下皆风动。而今难得此等人。”“王詹事守泉。初到任，会七邑宰，劝酒，历告之以爱民之意。出一绝云：‘九重天子爱民深，令尹宜怀恻怛心。今日黄堂一杯酒，使君端为庶民斟。’七邑宰皆为之感动。其为政甚严，而能以至诚感动人心，故吏民无不畏爱。去之日，父老儿童攀辕者不计其数，公亦为之垂泪。至今泉人犹怀之如父母。”王十朋自幼精研六经，深谙儒家思想的精髓，撰写了“《春秋》《尚书》《论语》解”，朱熹从理学家的标准来评价一位并不专门研究理学的学者和政治家，不免认为王十朋在学术上显得有些“粗疏”，尚欠火候，但仍旧承认他“天资高”、为人忠诚、“表里如一”，在各地官民中声誉卓著，而像这样的官员十分难得。
题盖写序
乾道七年（1171），王十朋逝于左原故居。淳熙五年（1178），为纪念表彰王十朋一生尽忠爱民的功绩，汪应辰撰墓志铭，张栻书丹，朱熹题写碑盖，由于他们三人与王十朋皆是名臣贤士，后人称该墓碑为“四贤碑”。
淳熙五年（1178），刘珙知建康，当时王十朋的儿子闻诗以父恩监建康粮料院，正是刘珙的属下，拿出《王梅溪文集》请刘珙作序，刘珙因病请朱熹代作。接受代作序的任务后，日夜记挂，一天与好友刘玶等人酒醉而卧，半夜醒来后再也睡不着，感叹王十朋的为人处世和道德文章后，“忽得数十百言”，就立即起床点灯书写，心中对王十朋充满敬意。
朱熹代刘珙作的《王梅溪文集序》说王十朋是诸葛亮、杜甫、颜真卿、韩愈、范仲淹五君子后又一君子。“公始以诸生对策廷中，一日数万言，被遇太上皇帝（高宗），亲擢以冠多士，遂取其言施行之。及佐诸侯、入册府，事今上皇帝（孝宗）于初潜，又皆以忠言直节有所裨补。上亦雅敬信之，登极之初，即召以为侍御史，纳用其说。”“为数郡，布上恩，恤民隐，早夜孜孜，如饥渴嗜欲之切于己。去之日，民思之如父母。”其诗“浑厚质直，恳恻条畅，如其为人。不为浮靡之文，论事取极己意。然其规模宏阔，骨骼开张，出入变化，俊伟神速，世之尽力于文字者往往反不能及。其他片言半简，虽或出于脱口肄笔之余，亦无不以仁义忠孝为归，而皆出于肺腑之诚。”对王十朋文章赞誉有加，认为其文气势宏阔，而且是基于其人品之上。“盖其所禀于天者，纯乎阳德刚明之气，是以其心光明正大，疏畅洞达，无有隐蔽，而见于事业文章者一皆如此。海内有志之士，闻其名，诵其言，观其行而得其心，无不敛衽心服。”“呜呼！公之必为君子，盖不待孔、孟、尧、舜而知之矣。”“在朝廷则以犯颜极谏为忠，仕州县则以勤事爱民为职，内外交修，不遗余力，使君德日跻于上，民生日遂于下，国步安强，隐然真有恢复之势，则公虽云亡，而其精爽之可畏者为无所憾于九原矣。”言王十朋虽去世，但其精神永存。
来源：温州日报
原标题：同道君子惺惺相惜——王十朋与朱熹的交谊
作者：赵顺招/文王强/摄
